Wednesday, March 24, 2010
呛声华人却当陈志远公司董事柏特拉揭依布拉欣是“双面人”
http://malaysiakini.com/news/126391
王德齐3月12日傍晚 6点44分
以极端马来民族主义出位言论著称的亲国阵独立议员依布拉欣阿里近日频频炮轰“华人掌握国家经济”,甚至是指责“华人将在下届大选接管大马”;但是著名部落客拉惹柏特拉今日却揭露,依布拉欣阿里曾经在其中一名遭他点名炮轰的华裔富豪,陈志远旗下的公司担任董事,形同“自打嘴巴”。呛声陈志远却曾经与他同眠拉惹柏特拉(右图)是在《今日马来西亚》网站 上撰文揭露,依布拉欣曾在一家上市公司Dunham-Bush大马有限公司担任董事的职位,而这家公司是与陈志远有关联。他在《骗徒和巫师》(Fakes and Shamans)一文质疑说,“依布拉欣正通过其土著权威组织(Pesaka),来对抗像陈志远这样打枪马来人权利,以及把马来人变成自己国家奴隶的华 人。但是,依布拉欣却曾经为华人如陈志远打工。”“其土著权威组织支持者和成员是否知道依布拉欣的另一面?他们知道像依布拉欣这样对抗陈 志远和华人的人,却跟陈志远同眠?”他出示Dunham-Bush大马有限公司在2003年的财政报告(左图),其中列明依布拉欣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从2000 年8月开始受委)和稽查委员会成员的职位。至于董事局副主席则是陈志远的胞弟陈志成(Danny Tan Chee Sing)。依布拉欣:这又有什么问题?对此,依布拉欣通过短讯回复《当今大马》的询问时 直认不讳,并再三反问记者“这又有什么问题?”“Dunham-Bush里面也有其他股东,它是一家冷气机公司,这又有什么问题?”辩称从更大角度谈宏观经济依布拉欣强调,本身在提出马来权益受到威胁时, 是从更大的角度来谈论宏观的经济课题。“就算我和许多华裔朋友做生意,并且拥有华人伙伴,这又有什么问题?就算是他集团的首席执行员,难 道我说陈志远从政府获得很多好处有错吗?哈哈!”“我只是要证明这个(华裔)社群有许多大公司获得垄断生意、津贴等等。因此,不能像杨忠 礼集团的杨肃斌这样要求‘小弟’(指马来人)去面对残酷的竞争。”他在短讯尾声中也讽刺说,“《今日马来西亚》真可怜”。2006年转卖给荷兰公司下市Dunham-Bush大马有限公司是一家冰 箱和冷气系统生产商公司,一度在大马股市二板上市,并由陈志远掌控的成功集团拥有。不过,成功集团已经在2006年将这家子公司,卖给一 家荷兰公司Agromash控股公司。Dunham-Bush大马有限公司接着在2007年下市。炮轰陈志远等头家垄断经济依布拉欣也是巴西马国会议员,他在308全国大选后不久,领导 土著权威组织举行多场示威活动,并发表捍卫马来人特权的言论,其中一些因为种族味道过于浓烈,而掀起争议。土著权威组织在近期也带领多个 马来组织筹组马来咨询理事会,公开反对新经济模式进一步自由化我国经济,并且要求维持旧有的新经济模式(NEP)元素,以保障马来人的经济利益。他 在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更声称,华裔依然掌控国内超过60%的经济,马来人及土著被远抛在后,只控制少过20%,而且优势日益下滑。因此,这也是为何他们 认为需要持续扶弱政策。他也指责,少数人和“头家”,包括糖王郭鹤年及成功集团掌控人陈志远,垄断我国经济,并警告这将造成政治不稳定, 甚至引起社会混乱。
http://malaysiakini.com/news/126391
揭依布拉欣拥有赌博公司股权赛夫丁嘲讽他“正牌马来斗士”
http://malaysiakini.com/news/127311
3月23日傍晚 7点32分
国会报道
继被揭在华裔富豪陈志远控制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而暴露出其表里不一的“双面人”面目后,以极端马来民族主义出位言论著称的亲国阵独立议员依布拉欣阿里,再度遭爆料与陈志远的公司有关联!这回是由公正党马樟国会议员赛夫丁(左图)在辩论元首御词时揭穿,依布拉欣在陈志远控制的一家赌博公司拥有股权。他籍此出言嘲讽土著权威组织主席兼巴西马国会议员,是一名“正牌的马来斗士”。“巴西马议员,正牌的马来斗士也有股权,这是马来斗士的真面目。”要求财政部解释赌博执照有关赌博公司名为Ascot Sports,获得大马公司发出20年的经营执照,来展开赛马、足球和其他体育项目的赌博。也是公正党秘书长的赛夫丁更要求,财政部针对发出有关赌博执照的举动作出解释。“这家公司的收入是高达10亿令吉,但只是缴付2000万令吉的执照费。”不点名指责马哈迪发执照“这个执照肯定是财政部长发出。据我了解是阿都拉掌权之前的财政部长兼首相。”尽管他没有点名,但明显是指责前首相马哈迪。他也讽刺说,“这名财政部长也是巫统主席。巫统是一个注重种族、宗教和国家的政党”。他也补充说,这些资料都是取自前华尔街日报编辑巴里韦恩(Barry Wain)所撰写的马哈迪评传《马来西亚独行侠:在动荡时期的马哈迪》,这本书至今还是被海关扣押,不得公开发售。曾任陈志远上市公司董事拉惹柏特拉日前是在《今日马来西亚》网站上撰文揭露,依布拉欣曾在一家上市公司Dunham-Bush大马有限公司担任董事的职位,这家公司与陈志远有关联,并揭露后者一边抨击华裔富商,一边却接收他们公司的股权出任董事,根本就是表里不一的“双面人”(右图)。“依布拉欣正通过其土著权威组织(Perkasa),来对抗像陈志远这样打枪马来人权利,以及把马来人变成自己国家奴隶的华 人。但是,依布拉欣却曾经为华人如陈志远打工。”“其土著权威组织支持者和成员是否知道依布拉欣的另一面?他们知道像依布拉欣这样对抗陈 志远和华人的人,却跟陈志远同眠?”
http://malaysiakini.com/news/127311
Friday, January 22, 2010
张旭平杀李世明? 为何吕梁2万村民签名保凶手
张旭平杀李世明? 为何吕梁2万村民签名保凶手
| http://www.youth.cn 2009-12-03 14:51:00 评论频道 |
| 一个19岁的青年用屠刀把村支书杀了,却有48个村组或单位、20996名成年人的签名请求从轻处理这个杀人凶手。他的不少同学也签了名,就连 他就读的技工学校,也以校方名义致函法院,请求法院在量刑时对张旭平“从轻、减轻处罚”。这个轰动的事件却发生在山西吕梁。(2009年12月2日《中国 青年报》) 同情杀人凶手,这种有悖于情理的现象,不要说在吕梁这样淳朴的地方,就是在我们这些浮躁的城市恐怕也难以想象,但2万多村民签字画押了,这种悖 象难道不是隐痛着什么?在淳朴的乡村,不要说杀人,就是做些偷鸡摸狗的事,人们也会戳着脊梁骨骂?难道是这2万村民不能明辨是非了吗? 在我看来,血案发生只是迟早的事,今天张旭平不杀李世明,明天就可能是另外一个张旭平去杀。报道说,后瓦村村民李文斌等人因承包工程与李世明发 生冲突,“李世明的人一来就围住我打,把我的腰椎打骨折了。我的一个朋友为了保护我,扑在我身上,腿骨被打断了。”在那场殴斗中,李文斌这一方,至少4人 受伤。他的嫂子当时头部被打,落下了后遗症,“看东西头就疼”。事发后,后瓦村村委会以书面形式向派出所报案,指明李世明带人打人,最后却是不了了之,连 赔偿也没有。李世明打人没关系,但谁也不敢打李世明,村民连他家的门也不敢上,就是谁打伤了李世明的人,不但要赔偿,还得坐牢,这就是村民与李世明的悬殊 差别。 杀人凶手张旭平的母亲王侯娥,很早以前本与李世明关系不错,但因林地问题,她与李发生冲突。2000年4月,时任村主任的李世明在下水西村启动 了“炸山填沟造地”运动。王侯娥等数人反映,下水西村及邻村共约170亩、24000株树木,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被村委会砍伐一空。因补偿标准偏低, 很多村民不同意。即使是这偏低的补偿,也迟迟未到村民手中。为此,村里几十个家庭,各家出人开始集体上访,举报李世明毁林。2002年3月,当时的吕梁行 署林业局批复:该案被定性为“特别重大案件”,核定被滥伐树木5768株,并建议“尽快将此案移送公安部门立案查处,追究刑事责任”。但此批复并未让王侯 娥等人拿到补偿款,也未见李世明担负任何刑事责任。倒是让上访的王侯娥坐了一年牢。8年上访,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于是在2008年,王侯娥由上访改为实 名举报,两次实名举报李世明:一是李世明在举国赈灾之际,花10万元带领村干部公费旅游;二是李世明包庇村民开办土炼焦化厂。但不久,她家被砸,大儿子被 打伤。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有人实名举报,当地有关部门为什么不去调查一下,如果顺藤摸瓜调查李世明8层高楼是怎么建起来的?他坐的奥迪Q7是用什么钱买 的?李世明的问题被查了出来,就不可能产生这场悲剧。如果村民上访早已解决,李世明早已撤职,积怨不会如此之深,悲剧就可能避免。不说李世明有不有犯罪,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违犯计划生育政策,有4个孩子,最小的仅11岁,就这一点他就不能担任村支书,那么他又是怎么当上村支书的? 有网民说,现在很多村子都是村霸当权,当地政府纵容包庇村霸的不法行为,更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村民被逼无奈,只好采取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 来个鱼死网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李世明一天天富了起来,但他的霸道却也一天天多了起来,这个富了却霸气的村支书也就这样结束了。一桩血案,自然令当事人 的亲属最感悲恸。悲剧已经发生,如果悲剧的发生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当地政府对上访的村民仍然是那么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样的悲剧就会重演,这才是让人最 可怕的。 吕梁这个地名我印象很深,是因为这块土地是个出英雄的地方。小的时候就看过小说《吕梁英雄传》。在革命战争年代,三万多名吕梁英雄儿女血染沙 场,那辨是非明大义的吕梁父老乡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为了保护一个地下党员,他们可以抛头颅晒热血。可今天他们却要为一个杀死村支书的年轻人签字画押,请求 从轻处理,这又是为什么?难道杀死了村支书还是英雄?如果按照网民所说的是除霸安良,那么这位小伙子自然就是村民心中的英雄,问题是村支书李世明是不是村 霸?张旭平是不是除恶?要我说,老百姓心中早有一杆秤。 |
http://pinglun.youth.cn/wywy/shsz/200912/t20091203_11012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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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多人因何请求从轻处罚杀“村支书”者?
花玉喜
去年9月,山西吕梁市离石区下水西村支书李世明被村民张旭平刺杀;法院庭审时,辩护律师呈送48村组、20996人联名的348页请愿书;请求法院对张从轻量刑(中国青年报2009年12月2日)。
有 多少签名是冲着李世明名声,李世明因何引发如此多人愤恨?方山县一对夫妇丈夫卖豆腐与李世明亲戚发生冲突,被李世明及其家人打晕,刚生育不久妻子遭骚扰, 夫妇被迫离开此地。后瓦村村民李文斌因承包工程与李世明发生冲突,被李世明的人打腰椎骨折,朋友腿骨被打断,其嫂头部被打落下后遗症,4人受伤,村委会报案却不了了之。大中局村承包煤矿老板未支付村民移民款被堵路,李世明亲自指挥打几个人,还把一妇女“推到山沟里”。 因李世明介入,大中局村两委班子6人被停职,两成员被抓,一被吓跑。记者不完全核实被李世明打的就有20余人。显然,李已是称霸一方为民众所痛恨的恶霸;然而,这里就是不见司法部门主持公道的身影?
2002年,张旭平母亲王侯娥及张虎平等20多人到太原上访,反映村主任李世明毁林、卖地案,被以敲诈勒索罪入狱,张虎平被刑拘4个多月。2008年王侯娥实名举报李世明在举国赈灾之际,花10万元带村干部公费旅游;包庇村民开办土炼焦化厂。焦化厂虽因举报被取缔,但不久王家被砸,大儿子被打伤。李世明曾启动“炸山填沟造地”运动,下水西村及邻村24000株树木被砍伐一空。因补偿标准偏低,村里几十家集体上访举报李世明毁林。当时吕梁行署林业局定该案为“特别重大案件”,建议“尽快追究刑事责任”,多家媒体曝光后仍不见效,王侯娥等24名村民到太原上访5人被刑拘。下水西村大规模开发,李世明要求需要宅基地人支付一定使用费。起先6000元后涨到1.2万元,至少有100多人交钱,宅基地没批钱也未退。开发商给下水西村提供400套住宅及部分门面房按成本价购买,其余房子400套以上归开发商,市场价一套在20万元左右,村民集资就相当6600万元总成本,村里却须支付开发商1120万元欠款,需100多年土地使用权还债。李世明至少和村里20多宗土地流失案有关,市国土资源局调查石沉大海。在李世明明显存在诸多违法犯罪、经济问题情况下,村民屡屡上访,当地政府非但不能主持公道,却一再对村民无理打压,以至于让矛盾不断酿化激变,地方政府有着不可推卸责任!
李海旺在村换届选举中没拿到选票,“找李世明要”,对方没给他,后被以“损坏公私财物罪”判刑一年,李海旺“至今也搞不清楚损害什么财物。”2000年以来,这个1600余人村子有12人被刑事处罚或判刑,24人被行政处罚,有人数次被罚,被处罚者大多和李世明有过节。村民一再被以莫须有罪名拘留、处罚,司法机关怎么演变为“黄世仁”手下“穆仁智”式的狗腿子、打手帮凶。这里的司法机关为什么如此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为什么甘愿做李世明“奴仆”?
李世明任职期间一天天富起来,盖起8层楼房,电梯直通各层,四周设摄像监控。李世明也被耀眼光环笼罩,连续6年被评为“红旗”村干部;市“最佳扶贫新闻人物”;市委、市政府“模范个人”。下水西村获得“省级文明村”、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笼罩太多阴影的光环与现实落差不是太大了吗?恶霸何以受地方政府、司法部门如此“青睐”?
张旭平读书的吕梁技工学校一老师表示,人没奈何了才会走绝路;一曾被李世明打成重伤村民说,这样的人被人杀了,我们还能不支持杀他的人。如 果不能从深层次上寻找这桩血案根源,揭开背后腐败黑幕,也许会引燃更多仇恨的火种。这桩血案折射地方政权严重不作为、乱作为,司法部门充当访民维权“拦路 虎”,基层政权严重糜烂,也揭示基层官民严重对立现状。当前,是社会矛盾高发期,上级政府必须坚持“执政为民理念”,以典型案例为契机,严厉追究地方政 府、司法机关有关人员在民怨沸腾时坐视不理的罪责,还社会一个公道!
http://blog.cctv.com/html/17/2068617-1048380.html#xspace-item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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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PK法制1: 村民张旭平一刀扎进村支书李世明的心脏事件全程扫描ZT 发贴人:220.192.51.* 发贴时间:2009-12-2 核心提示:张旭平一刀扎进村支书李世明的心脏,检方以张旭平涉嫌故意杀人向法院提起公诉。 张旭平的辩护律师,当庭呈送给法官48个村组或单位、20996名成年人的签名。他们联名请求法院对张旭平从轻量刑。张旭平所在的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总人口仅25万。 村民指认这是李世明的住宅 8月25日,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前来旁听的多达千人。因此当天,法院未能开庭。 下水西村村口 王侯娥手里拿着征集来的签名 村支书李世明被人刺杀。案发地点在一所小学校园内。 同村村民张旭平与他擦肩而过时,一刀扎进他的心脏。杀猪刀拔出后,未见一丝血迹。 李世明捂着胸口踉跄着进了奥迪Q7,未等司机送往医院就已停止心跳。 今年11月26日,张旭平在法庭上对刺杀李世明一事供认不讳。此事发生在去年9月23日上午。当时,身着黑色运动衣的张旭平,脚踏运动鞋,在刺杀李世明后,迅速翻墙逃离。一周后,警方将其抓获。 检方以张旭平涉嫌故意杀人向法院提起公诉。一同被检方起诉的,还有张虎平和李炎鑫。前者涉嫌故意杀人,后者涉嫌故意伤害,均与李世明有关。 张旭平的辩护律师,当庭呈送给法官48个村组或单位、20996名成年人的签名。他们联名请求法院对张旭平从轻量刑。张旭平所在的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总人口仅25万。 法官当庭未作出判决。
http://laiba.tianya.cn/laiba/CommMsgs?cmm=7947&tid=2705391455856099233&ref=regular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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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情PK法制(4)村民张旭平一刀扎进村支书李世明的心脏事件全程扫描ZT |
| [ 文山才俊 ] 于2009-12-02 15:34:41 上帖 [ 发短信 ] [ 表状 ] |
名声
李世明在世时颇有名声。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1989年-2003年,他历任下水西村的会计和村主任。2006年起,担任村党支部书记。1999年起,他兼任凤山街道办事处党委委员,并是离石区第四届、第五届人大代表。
下 水西村村委会整理的一份材料表明,在李世明任职的17年内,他获得过无数荣誉。比如,从1995年~2001年,他连续6年被评为“红旗”村干 部;1998年,他还被当时的离石市委评为“最佳扶贫新闻人物”;2001年,他被离石市委、市政府授予“模范个人”称号;最近的一次荣誉是2008年, 他被离石区委授予“五一劳动模范”称号。
李世明治下的下水西村,获得的集体荣誉更是数不胜数。1999年和2001年,下水西村分别获得“省级文明村”和省一级“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最近的一次集体荣誉则是2008年7月离石区委授予的“四星级党支部”称号。
然而在当地许多村民的印象里,他们更熟悉那个没被光环笼罩的李世明。
方山县一对夫妇,曾于1994年租住在下水西村。因一块钱,丈夫与李世明卖豆腐的一个亲戚发生冲突。李世明及其家人,将其痛打一顿。这人逃到厕所后被堵,李世明的家人一棍子将其打晕。王侯娥至今还保留着那根木棍。
接下来,又有人去骚扰那刚刚生育不久的妻子。3天后,这对当时“吕梁地委有近亲”的方山县夫妇被迫离开此地。其时,她丈夫还不能下床。
4年后,距下水西村不远的后瓦村村民李文斌等人,因承包工程与李世明发生冲突。
“李世明的人一来就围住我打,把我的腰椎打骨折了。我的一个朋友为了保护我,扑在我身上,腿骨被打断了。大家把我送到医院,在医院门口,又被李世明的人追上来打了一顿。”李文斌说。
在那场殴斗中,李文斌这一方,至少4人受伤。他的嫂子当时头部被打,落下了后遗症,“看东西头就疼”。直到现在,她基本都是“听”电视,而不能看电视。
事发后,后瓦村村委会以书面形式向派出所报案,指明李世明带人打人。“不了了之了,连赔偿都没有。”时任后瓦村党支部书记的马有栓说。
城北街道办事处大中局村一个煤矿被人承包。前几年,煤矿老板因未支付村民移民款,他们自发堵煤矿的路。后在此承包工程的李世明出面了,“亲自指挥打了几个人”,还把一名妇女“推到山沟里”。此事被就此搁置。
2007年,大中局村前任村主任又带人堵煤矿的路,再次要求赔付移民款。
事发第二天晚上,李世明带了4人到村主任家。村主任不在,孩子没敢开门。李世明的人遂撬窗进入。李还拿起村主任家的固定电话与其通话,要求他“回家谈谈”。
村主任不敢回家。后来儿子告诉他,李带的人,在客厅坐了一晚上。儿子躲在另一间屋子,不敢发出任何声响,一晚上连厕所都不敢上。
次日,煤矿老板与村主任找李世明谈过一次,但仍未谈妥赔偿款。当天晚上,又有几个人到村主任家找他。
没多久,村主任写了辞职申请。理由是“因为村里改路协商不通”。辞职后,他一直待在城里,不敢回家。
“现在想想我还占了便宜,要不然还不定被整成啥?”他说。
大中局村三届村支两委班子5名成员证实,辞职主任那一届村支两委班子的6人中,因李世明的介入,主任和村支书还分别被停过职,两个成员被抓,一个被吓跑了。
关于李世明打人的故事还有不少。仅记者核实过的就有20余人。
这些被核实的人中,前赵家庄的一名智障村民,被李世明的人打过;吕梁市医院的一名大夫的办公室被砸过;下水西村老支书李来柱和老主任张外姓及其部分家人,都曾被李世明和他带的人打过。
“这样的人被人杀了,我们还能不支持杀他的人?”一名曾被李世明打成重伤的村民说。他也在王侯娥准备的表格中签字按手印了。
张旭平一刀扎进村支书李世明的心脏,检方以张旭平涉嫌故意杀人向法院提起公诉。张旭平的辩护律师,当庭呈送给法官48个村组或单位、20996名成年人的签名。他们联名请求法院对张旭平从轻量刑。张旭平所在的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总人口仅25万。
去年村委会主任竞选期间,关于村子开发内幕的小字报张贴在村里各个醒目的地方。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9&treeView=1&view=2&id=9618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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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吕梁一村支书被杀案一审宣判 | |||
| 2010年01月21日 19:47:40 来源:新华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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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太原1月21日电(记者胡靖国)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下水西村原村支书李世明被杀案近日宣判:当地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张旭平死刑,判处被告人张虎平死刑、缓期2年执行,判处被告人李焱鑫有期徒刑3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李世明在担任离石区凤山街道办下水西村村支书期间,与张旭平及张虎平素有矛盾,张虎平遂起意报复李世明。
2008年5月,张虎平找到李焱鑫,密谋用制造车祸的方法杀害李世明,未能得逞。 不久,张虎平又找张旭平密谋共同杀害李世明。在购置作案工具后,张虎平指使张旭平、李焱鑫继续跟踪李世明伺机作案,但没有找到合适机会,后李焱鑫主动退 出。同年7月,张虎平将一辆面包车交给张旭平作案使用。张旭平购得衣物,独自驾车继续跟踪李世明伺机作案。9月23日上午10时许,张虎平和张旭平驾车跟 踪李世明来到一小学门口,认为作案时机成熟。张旭平下车进入校园内,与李世明相遇,向李世明的心脏部位猛刺一刀。随后,张虎平开车接上张旭平逃离现场。李 世明被刺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另外查明,2006年4月5日16时许,李焱鑫伙同张虎平手持螺纹钢筋棍,将离石区下水西村村民张开平打伤。
法院认为,在共同故意杀人犯罪中,张旭平与张虎平均起了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李焱鑫起了次要作用,系从犯,且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系犯罪中止,应依法减轻处罚。据此,法院作出了上述判决。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0-01/21/content_128523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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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19岁的青年用屠刀把村支书杀了,却有48个村组或单位、20996名成年人的签名请求从轻处理这个杀人凶手。他的不少同学也签了名,就连 他就读的技工学校,也以校方名义致函法院,请求法院在量刑时对张旭平“从轻、减轻处罚”。这个轰动的事件却发生在山西吕梁。(2009年12月2日《中国 青年报》)
同情杀人凶手,这种有悖于情理的现象,不要说在吕梁这样淳朴的地方,就是在我们这些浮躁的城市恐怕也难以想象,但2万多村 民签字画押了,这种悖 象难道不是隐痛着什么?在淳朴的乡村,不要说杀人,就是做些偷鸡摸狗的事,人们也会戳着脊梁骨骂?难道是这2万村民不能明辨是非了吗?
在我看来,血案发生只是迟早的事,今天张旭平不杀李世明,明天就可能是另外一个张旭平去杀。报道说,后瓦村村民李文斌等人因承包工程与李世明发 生冲突,“李世明的人一来就围住我打,把我的腰椎打骨折了。我的一个朋友为了保护我,扑在我身上,腿骨被打断了。”在那场殴斗中,李文斌这一方,至少4人 受伤。他的嫂子当时头部被打,落下了后遗症,“看东西头就疼”。事发后,后瓦村村委会以书面形式向派出所报案,指明李世明带人打人,最后却是不了了之,连 赔偿也没有。李世明打人没关系,但谁也不敢打李世明,村民连他家的门也不敢上,就是谁打伤了李世明的人,不但要赔偿,还得坐牢,这就是村民与李世明的悬殊 差别。
杀人凶手张旭平的母亲王侯娥,很早以前本与李世明关系不错,但因林地问题,她与李发生冲突。2000年4月,时任村主任的李世 明在下水西村启动 了“炸山填沟造地”运动。王侯娥等数人反映,下水西村及邻村共约170亩、24000株树木,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被村委会砍伐一空。因补偿标准偏低, 很多村民不同意。即使是这偏低的补偿,也迟迟未到村民手中。为此,村里几十个家庭,各家出人开始集体上访,举报李世明毁林。2002年3月,当时的吕梁行 署林业局批复:该案被定性为“特别重大案件”,核定被滥伐树木5768株,并建议“尽快将此案移送公安部门立案查处,追究刑事责任”。但此批复并未让王侯 娥等人拿到补偿款,也未见李世明担负任何刑事责任。倒是让上访的王侯娥坐了一年牢。8年上访,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于是在2008年,王侯娥由上访改为实 名举报,两次实名举报李世明:一是李世明在举国赈灾之际,花10万元带领村干部公费旅游;二是李世明包庇村民开办土炼焦化厂。但不久,她家被砸,大儿子被 打伤。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有人实名举报,当地有关部门为什么不去调查一下,如果顺藤摸瓜调查李世明8层高楼是怎么建起来的?他坐的奥迪 Q7是用什么钱买 的?李世明的问题被查了出来,就不可能产生这场悲剧。如果村民上访早已解决,李世明早已撤职,积怨不会如此之深,悲剧就可能避免。不说李世明有不有犯罪,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违犯计划生育政策,有4个孩子,最小的仅11岁,就这一点他就不能担任村支书,那么他又是怎么当上村支书的?
有网民说,现在很多村子都是村霸当权,当地政府纵容包庇村霸的不法行为,更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村民被逼无奈,只好采取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 来个鱼死网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李世明一天天富了起来,但他的霸道却也一天天多了起来,这个富了却霸气的村支书也就这样结束了。一桩血案,自然令当事人 的亲属最感悲恸。悲剧已经发生,如果悲剧的发生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当地政府对上访的村民仍然是那么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样的悲剧就会重演,这才是让人最 可怕的。
吕梁这个地名我印象很深,是因为这块土地是个出英雄的地方。小的时候就看过小说《吕梁英雄传》。在革命战争年代,三万多名吕 梁英雄儿女血染沙 场,那辨是非明大义的吕梁父老乡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为了保护一个地下党员,他们可以抛头颅晒热血。可今天他们却要为一个杀死村支书的年轻人签字画押,请求 从轻处理,这又是为什么?难道杀死了村支书还是英雄?如果按照网民所说的是除霸安良,那么这位小伙子自然就是村民心中的英雄,问题是村支书李世明是不是村 霸?张旭平是不是除恶?要我说,老百姓心中早有一杆秤。
Saturday, September 12, 2009
Mirzan Mahathir appointed director on San Miguel Corp board
喝啤酒的要被鞭,卖啤酒的要斩手吗?
敦马哈迪医生的长子米占马哈迪最近被委任为生力集团董事。这家啤酒厂是菲律宾最大的食物与饮品集团,由生力啤酒厂有限公司所持有。在消息曝光后,一些时事部落格开始利用它抨击马哈迪医生的穆斯林身份。
【吉隆坡10月10日大马局内人讯】敦马哈迪医生的长子米占马哈迪(Mirzan Mahathir)最近被委任为生力集团(San Miguel Corp)董事。这家啤酒厂是菲律宾最大的食物与饮品集团,由生力啤酒厂有限公司(San Miguel Brewery Inc)所持有。
生力集团在上周通知了菲律宾证券交易所有关米占被委任一事,他在主董事局中代表了Q-Tech Alliance控股公司。
Q-Tech是一家位于马尼拉的投资公司,米占持有这家公司的股权。他最近收购了生力集团的19.9%股权,总值达396亿3千万比索(29亿令吉)。
这批股票收购自日本麒麟控股公司(Kirin Holdings),这家公司曾经在财务上协助生力,并收购了生力集团的43%股权。
在这次的收购行动后,生力集团仍旧维持了51%的股权。
生力啤酒厂控制了菲律宾啤酒市场的95%份额,这家公司生产生力啤酒已经超过一个世纪,这些啤酒酿造厂坐落在菲律宾、中国、印尼、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根据这家公司的网站介绍,他们的啤酒在全球有六十个市场。
生力集团主要是以售卖食物和饮品为主,在2007年,该公司开始进军矿业、基建和产业市场。
在米占做出这项投资决定后,引起了马来西亚国内的保守穆斯林社会的注意。
在Q-Tech收购生力集团股份的消息曝光后,一些时事部落格开始利用它抨击马哈迪医生的穆斯林身份。
米占的公司进行的收购计划一直以来都引起争议。
他曾经在马哈迪担任首相期间控制了船务集团有限公司(Konsortium Perkapalan Berhad),可是后来被迫把这家船务公司出售给马来西亚国际船运集团(Malaysia International Shipping Corporation,MISC),有评论指出这项出售行动是一项企业援救计划。
原文出处:Mirzan Mahathir appointed director on San Miguel Corp board
原文日期:10.09.09
原文作者:
翻译 :西西留
Mirzan Mahathir appointed director on San Miguel Corp board
Fireworks are seen beside a giant San Miguel beer bottle. Mirzan Mahathir has just been appointed a director of San Miguel Corp. — Reuters pic
San Miguel Corp told the Philippines stock exchange last week about Mirzan’s appointment which is to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Q-Tech Alliance Holdings Inc on the board.
Q-Tech, a Manila-based investment company in which Mirzan has a stake in, recently acquired a 19.9 per cent share in San Miguel Corp for 39.61 billion pesos (RM2.9 billion).
It bought the stake from Japan’s Kirin Holdings, which used the funds to help finance the acquisition of a 43 per cent stake in San Miguel Brewery Inc.
With this latest corporate exercise, San Miguel Corp still maintains a 51 per cent stake in San Miguel Brewery Inc.
San Miguel Brewery controls 95 per cent of the Philippine beer market. The company has made San Miguel Beer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The beer is brewed in the Philippines, China, Indonesia, Vietnam, Thailand and Malaysia, and is sold in 60 markets worldwide, according to the company’s Web site.
San Miguel Corp has been selling its food and beverage assets since 2007 to expand into the mining, infrastructure and property industries.
Mirzan’s involvement in the deal, while a sound investment decision, has raised some eyebrows among Malaysia’s conservative Muslim community.
Since news of Q-Tech’s acquisition of San Miguel Corp shares began circulating here, a number of news blogs have used it to attack Dr Mahathir’s Muslim credentials.
Mirzan’s corporate forays have not been without controversy.
He once controlled Konsortium Perkapalan Bhd when Dr Mahathir was prime minister, but was forced to sell its shipping assets to Malaysia International Shipping Corporation (MISC), in what critics said then was a bail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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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August 3, 2009
土著联昌并购南方终成事实
土著联昌并购南方终成事实
政治势力干预妥协成交?土著联昌并购南方终成事实【独 立新闻在线苏爱萍撰述】南方银行和土著联昌银行之间纷扰数月的并购纠纷,出乎意料之外的,终于将在两造各退一步的情况下成交。南方银行今日发表文告宣布, 董事局将在明日“针对业务方向的重大转变”发表声明,因此,它要求马上暂停股票交易。与此同时,土著联昌银行集团也向交易所提出暂停交易的要求,原因是公 司将在明天宣布修改收购南方银行所有业务的代价。
早在上个星期,来自南方银行和土著联昌银行的知情人士已陆续对国内各媒体发放消息,指出 土著联昌银行和南方银行在各退一步的情况下,谈判僵局有望突破。今日也有媒体引述接近南方银行的消息来源,指南方银行董事局在上周六举行的会议上,已同意 接受土著联昌银行开出的新价码。土著联昌银行集团行政总裁纳西尔拉萨(Nazir Razak,左图)早前曾铁齿咬定该公司不会再提高收购南方银行所有业务的收购代价。上个月,土著联昌银行召开记者会单方面宣布“迎娶”南方银行的条件, 纳西尔开出马币63亿元或相等于每股马币4.08元的收购价码。当时,南方银行董事局以收购价格严重低估南方银行的价值为由,拒绝这门“亲事”。
尔 后甚至爆发了大股东基林霍有限公司意欲罢黜南方银行董事和陈仲宪夫人林秀蕾(译音)入秉法院起诉基林霍董事局等事件,让这起纠纷进一步升温。不过,事隔数 个星期,这起纠纷在双方各自放低身段、软化立场后有了新进展,并且很快将告一段落。据今日各媒体引述的消息来源指出,土著联昌银行已同意把收购价格提高至 每股马币4.30元,加每股5仙股息。
一名银行领域分析师指出,若传言不虚,意味着南方银行的总价值相等于马币66亿元,比之前土著联昌 银行开出的价格略高6.6%,或相等于南方银行2005财政年的净有形资产值的2.26倍。英文财经周刊《the Edge》一则报道指,南方银行行政总裁陈仲宪的任期即将在今年六月份届满。所有银行集团的首脑任务的委任皆需得到国家银行的首肯,然而,经过这场并购纠 纷以后,国家银行会批准陈仲宪连任的机会渺茫,这是促使陈仲宪态度软化的因素之一。经过数个月的挣扎,陈仲宪在不情愿的情况下终于无奈放手。陈仲宪接受英文日报《星报》专访时发表了关于南方银行的“美丽与哀愁”的言论,他说:“若你长的很丑,这有问题。但是,若你长得漂亮,这也会引来很多的问题。作为银行的行政总裁,我宁可长得漂亮并面对这些问题。”
益 资利证券(ECM Libra)是主张卖掉南方银行的大股东基林霍有限公司(Killinghall Bhd)和雪州苏丹的顾问。首相女婿凯利嘉马鲁丁(Khairy Jamaludin)是益资利证券的股东兼董事。市场倾向于相信,南方银行最终“难逃虎口”,其实是在政治势力介入下的无奈结局。事实上,马来西亚原本就 是一个让政商挂钩的利益凌驾于市场原则的公平之上的国家,差别只是这一回主角换了新人当而已。
http://tengkhang.blogspot.com/2006/03/blog-post_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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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银行困境考验自由市场原则
本刊苏爱萍 2006年2月24日 19时41分
【本刊苏爱萍撰述】在自由市场里,勉强毕竟难有幸福,一旦买卖双方谈不拢价钱,交易已算破局,各造应无怨尤的回到原点重新开始;不过,南方银行和土著联昌银行的并购纠纷却越演越烈。
如今,南方银行四名董事也遭遇被罢黜的厄运,但他们表示,不排除诉诸公堂以还公道的可能性。他们对媒体指出,在这纷纷扰扰的乱局中,南方银行董事局只求能有选择其他合并方案的机会。
南方银行早在两个星期前,单方面宣布中止与土著联昌银行的合并洽商,也向国家银行提出与另一家金融集团展开合并洽商的要求,但国行至今仍无回音。
董事局角力战
基林霍有限公司(Killinghall Bhd)是南方银行大股东,陈仲宪、雪州苏丹沙拉弗丁(Sharafuddin Idris Shah)、与雪州苏丹同一阵线的赛尤索夫(Syed Yusof Syed Nasir)等人,透过基林霍持有南方银行的股权。
因此,当立场倾向支持陈仲宪的南方银行董事局坚持挡驾对方的收购意图时,藏在基林霍董事局里、意欲促成土著联昌银行吞并南方银行的另一股力量,开始透过基林霍向南方银行董事局和陈仲宪施加压力。
一开始,基林霍董事局以较友善的方式向南方银行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南方银行董事局在2月21日下午五时前,同意召开股东特别大会,以表决土著联昌银行的收购献议。
最后通牒的期限已过,南方银行董事局仍不肯就范,基林霍董事局于是采取更激烈的手段。这一回,它以持股超过10%的大股东身份,宣布将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寻求罢黜南方银行的四名董事,并委任四名新董事取代被罢黜者。
基林霍董事局寻求罢黜四名董事的举动,被视为赞成收购的派系要控制南方银行董事局,以深入腹地,为土著联昌银行吞并南方银行的计划开路。
目前,南方银行董事局由七人组成,四名董事相等于60%的表决权;一旦被罢黜,董事局对南方银行的收购与合并事务之立场,势将乾坤大挪啤?
南方银行董事局成员认为,若董事局变天,小股东将暴露在不利处境,因为一旦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即使大多数小股东不认同收购建议,把收购建议放在股东会表决的机制底下,小股东将无法左右收购建议的结局。
若被逼召开股东大会,情势将对与陈仲宪同一阵线的董事及股东不利。除了股东大会,迄今尚未做出指示的国行,同样对南方银行的命运扮演关键角色。国行会同意让南方银行有更多的“婚配”选择吗?或者,当局认为成就一家具备区域竞争实力的大规模银行集团为更优先事项?
土著联昌银行集团并购换成长
过去三年来,土著联昌银行集团积极在国内和本区域探索并购契机,先后展开多项备受瞩目的并购计划,但不乏趁兴而来、败兴而归的例子。
在向外寻觅猎物的同时,土著联昌银行集团也着手改组内部以自强的策略;例如2005年宣布的集团大重组计划中,包括联昌国际证券银行(CIMB)和土著联 昌银行(Bumi-Commerce Bank)的业务被注入、合并在一家新公司伞下。联昌资产控股有限公司(CAHB)已通过收购这家新公司,把这两项业务收纳旗下。
最终,联昌资产控股有限公司也易名为“土著联昌银行有限公司”(Bumiputra-Commerce Bank Bhd-BCB)。
在这场重组计划中,原任联昌国际证券银行行政总裁的纳西尔拉萨(Nazir Razak)跃上个人事业的顶峰,他被委任负责领导这家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于一身的金融集团。目前,联昌国际证券银行和土著联昌银行的业务合并正如火如荼进行。
在土著联昌银行集团大重组以前,这家金融机构已多番参与并购其他银行集团的合并洽商。不过,它当年姿态远不及今天在纳西尔拉萨麾下那样跋扈。
2003年7月,控制大马银行(AMBANK)的大马证券银行(AMMB)结束了国贸银行(Eon Bank)的合并洽商后,旋即被土著联昌银行看中,两造得到国家银行批准后展开合并洽商。
当时,市场也曾为大马证券银行集团创办人阿兹曼哈欣(Azman Hashim)捏一把冷汗,以为他在马来西亚金融领域驰骋纵横的岁月将就此终结。阿兹曼曾经历过安华、达因、马哈迪,乃至于阿都拉担任财政部长的时代,是 马来西亚银行业的其中一号代表人物。这项合并洽谈也深受市场瞩目,当时两造的谈判姿态明显较温和而低调。合并洽商最后因价格谈不拢而破局。
纳西尔上位土联更积极
值得一提的是,三年前纳西尔拉萨还没有坐上土著联昌银行集团的总座位子。当时,纳西尔是联昌资产控股有限公司旗下投资银行业务的负责人;而土著联昌银行当时的行政总裁,是态度温厚的罗查里(Rozali Mohamed Ali,右图)。
2004年,纳西尔拉萨掌帅的联昌国际证券银行相中了达企业(TA Enterprise)的股票行业务,并以高姿态和达企业展开收购洽商。
当时,这项收购献议同样引起全城瞩目,达企业被视为收购洽商中的弱势者。这个由华裔富商程铁建及妻子苏玉坤一手打造的证券王国——达企业旗下的股票经纪业务,掌握了最大块的散户市场,旗下有550名抽佣经纪。这是让纳西尔对这块肥肉垂涎不已的主因。
联昌国际证券银行的业务以大户为主,在散户投资者这块业务上,其实力并不强。纳西尔的如意算盘,是完成收购后,他手下的股票行业务将成为大户与散户市场兼备的黄金组合。不过,这项收购洽商同样因价格谈不拢而失败收场。
今天,纳西尔统领的土著联昌银行要吞并南方银行,其目的和两年前联昌国际证券银行意欲收购达证券的股票行业务如出一辙。土著联昌银行的企业贷款与 库务(Treasury)等业务较强劲,反之其消费性贷款(Consumer Banking)和信用卡业务就相对孱弱得多。一旦吞并南方银行,就能非常针对性的补强这两方面业务的表现及实力。
纳西尔(左图)多番表达了土著联昌银行集团的业务策略,包括透过合并与收购,快速壮大集团规模,以便早日能与本区域其他大规模银行,如星展银行(DBS Bank)、汇丰银行(HSBC)等一争长短。
回顾2003年及2004年的收购谈判,土著联昌银行集团对收购价顶限都看得很紧,往往宁愿鸣金收兵,也不贸然付出昂贵代价。
尽管他急于要把南方银行并入版图,纳西尔也已一再重申,他不会提高对南方银行的建议收购价。南方银行董事局也屡次强调,土著联昌银行开出的价钱太低,严重低估了南方银行的价值。买卖双方僵持不下,谁有能耐打破僵局,把双方逼回谈判桌?
政府栽培求银行快高长大
银行业分析师相信,若无政府背后扶持,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银行集团,在全球化市场会面对非常严峻的挑战。一旦市场开放,本土银行集团将沦落至任由大银行宰割的境地。
于是,各国政府透过各种条例的鞭策,催促本土银行透过合并与收购,以求在市场开放以前“快高长大”。有一些政府则采取重点栽培的路线,专注培养一家能在开放市场里与跨国银行集团一争长短的银行集团。
新加坡星展银行就是典型的例子,它得到新加坡政府全力支持,以期在亚洲银行领域开疆拓土、建立更大的规模。尽管有政府为其后盾,星展银行的“成长道路”也走来不易。
2004年数据显示,这家银行集团的资产规模达1755亿5300万新元,净盈利为20亿1800万新元。花旗集团、汇丰银行、渣打银行集团等比较起来,仍有巨人与小孩的距离。
马来亚银行(Maybank Bhd)是本地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集团,总资产共达马币1918亿9500万元,净盈利为马币25亿200万元。
土著联昌银行若能成功吞并南方银行,其总资产将达到马币1500亿元,跃升为本地规模第二大的银行。
国行回应方式:自由市场原则指标
或许,马来西亚政府现在也打算依循“重点栽培”的策略,打造一家能让马来西亚人在区域舞台上也“走路有风”的银行集团。
不过,仅为了使“一将功成”而牺牲企业治理及自由竞争市场原则,这也许能造就某些银行集团鲤跃龙门,但马来西亚的金融业却可能因此再倒退20年。
为了造就一家具备区域规模的银行集团,是否就能让我国的企业治理和自由市场原则再次破产?这一切的问题,国行对这起纠纷的回应方式将告诉我们答案。
http://newkopitiam.com/forum/viewtopic.php?t=3340&sid=58f98883f8132d6ec7e2eadc31804d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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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角度看土联南方合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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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erdekareview.com/pnews/1374.html
Saturday, June 27, 2009
Why Najib’s 1Malaysia will fail – Part 1
Why Najib’s 1Malaysia will fail – Part 1
June 23, 2009
Let’s try to put a context to where Najib is coming from and headed to with his 1Malaysia.
What is Najib’s grand design that he now calls 1Malaysia?
Is his 1Malaysia novel and innovative, or re-hashed from a model that we’ve seen before?
Two days ago, Malaysianinsider reported Mukhriz as saying that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realise the “1Malaysia” concept if the Malays are not united, as the the Malays are the pillar in making 1 Malaysia a reality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the country’s progress as they are the majority in the country.
I quote Mukhriz from that report :
“If they are not united, how are we going to realise the 1 Malaysia concept? This will not only be detrimental to the Malays but also to other races…When we talk about Malay unity, we are not talking from the racism point of view. We have accepted the fact that there cannot be a government which is led 100 per cent by Malay leaders … we have been practising power sharing for so long”
What do you discern from this?
One, ‘Malay unity talk’ ala UMNO-style is not racism.
Two, power sharing in the governance of this country is set, not on the premise of having the best men and women in place to get the job done, but along racial lines, with a predominance of Malays at the helm of government because they are the majority, because this is how power has been shared thus far.
If you want to know where Mukhriz is coming from, you don’t have to go far.
Just read his father’s ‘The Malay Dilemma’.
I’ve just finished re-reading that book.
If you’ve never read this book, you should make the effort to.
It’ll give you an idea of how this country found itself on that slippery slope into the cesspool we now are in when Mahathir took over the PMship.
It will reveal how this man, in the late 60’s / early 70’s, conveniently distorted a prevailing ‘have versus have-nots’ class issue into a racial one, portrayed as being that of the ‘marginalised Malays versus the non-Malay community’ and, through his years of rule as PM, perpetuated this thinking, with the acquiescence of the other BN component party leaders, of course.
In a speech that he was supposed to have delivered at the Harvard Club of Malaysia on 29th July 2002, this is what Mahathir is reported to have said :
“When I wrote The Malay Dilemma in the late 60s, I had assumed that all the Malays lacked the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and become successful. They lacked opportunities for educating themselves, opportunities to earn enough to go into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o train in the required vocation, opportunities to obtain the necessary funding, licences and premises. If these opportunities could be made available to them, then they would succeed. …… So what is the new Malay dilemma? Their old dilemma was whether they should distort the picture a little in order to help themselves. The new dilemma is whether they should or should not do away with the crutches that they have got used to, which in fact they have become proud of. There is a minority of Malays who are confident enough to think of doing away with the crutches, albeit gradually. But they are a very small minority. Their numbers are not going to increase any time soon. They are generally regarded as traitors to the Malay race. ….”
There you have it!
Distort the picture in order to help themselves!
That the truth then was that every marginalised Malaysian, regardless of race,“lacked opportunities for educating themselves, opportunities to earn enough to go into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o train in the required vocation, opportunities to obtain the necessary funding, licences and premises”, was buried in the distorted picture that was presented, so that certain quarters could help themselves.
11 years before that reported speech to the Havard Club, in 1991, Mahathir launched his Vision 2020 where he also spoke of establishing a united Malaysian nation; a Bangsa Malaysia, as he put it. I have alluded to this in a previous post last year. This is what Mahathir had said in 1991 of that Bangsa Malaysia :
“By the year 2020, Malaysia can be a united nation, with a confident Malaysian society, infused by strong moral and ethical values, living in a society that is democratic, liberal and tolerant, caring, economically just and equitable,progressive and prosperous, and in full possession of an economy that is competitive, dynamic, robust and resilient. There can be no fully developed Malaysia until we have finally overcome the nine central strategic challenges that have confronted us from the moment of our birth as an independent nation…The first of these is the challenges ofestablishing a united Malaysian nation with a sense of common and shared destiny. This must be a nation at peace with itself, territorially and ethnically integrated, living in harmony and full and fair partnership, made up of one ‘Bangsa Malaysia’ with political loyalty and dedication to the nation…The eighth is the challenge of ensuring an economically just society. This is a society in which there is a fair and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the wealth of the nation, in which there is full partnership in economic progress. Such a society cannot be in place so long as there is the identification of race with economic function,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economic backwardness with race.”
18 years on from that inspirational speech of his, why is it that we do not appear to be anywhere near establishing that one ‘Bangsa Malaysia’ with political loyalty and dedication to the nation ?
Was Mahathir’s Vision 2020 no different from his ‘Look East’ policy that he innovated soon after taking office, in that both were made up of inspiring rhetoric with little political will to carry through and which got us all sufficiently distracted so that the privileged hands that were raiding the national coffers could work at will and unnoticed?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hathir’s Vision 2020 and Najib’s 1Malaysia?
Is there such a difference between Mahathir and Najib that we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believe that, whilst Mahathiir had little impact in taking us anywhere near the Bangsa Malaysia he spoke of, with Najib, it will be otherwise ?
Thursday, June 18, 2009
Watching Malaysia change
| Watching Malaysia change |
| Thursday, 18 June 2009 02:26pm | |
| ©The Nut Graph (Used by permission) By Zedeck Siew DATUK Ambiga Sreenevasan's reference point for how aware Malaysians are about issues is the taxi driver. The respected lawyer and former Malaysian Bar president is no stranger to being scolded by taxi drivers while she is dressed up in her courtroom garb. "'Aiya, this judiciary, can buy,' one told me," Ambiga says. "They are very critical, and are very clear on what is right and wrong." The Malaysian taxi driver is one of her gauges of public awareness, and the senior lawyer is convinced that nobody should underestimate the Malaysian public's understanding of issues. Indeed, Ambiga's seen quite a lot in her own life. The Nut Graph talked to her on 26 May 2009 at her office in Kuala Lumpur about growing up through 13 May 1969, watching the 1988 judicial crisis unfold, and the changing attitudes of Malaysians. We are all pendatangs. Where are you from? My father was born and bred in Malaysia. My mother was from South India, and my father married her and brought her to Malaysia. My paternal grandfather was also from South India. I think it was a question of looking for opportunities, for him. He was an assistant commissioner for labour. My parents have three children. I was born in Seremban, on 13 November 1956; my father, who was a doctor, was posted there. My father, Datuk Dr G Sreenevasan, was one of our pioneer urologists. He was the main person behind the Institute of Urology and Nephrology in Hospital Kuala Lumpur. I remember him spending longs days and nights planning this. Growing up, I remember that my father was very inspired by Tunku Abdul Rahman, and his call for all races to unite. My father had many opportunities abroad, but he decided to stay here; he wanted to build something up in Malaysia. And he did. All my father'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were like that. Those people who lived through independence really had the spirit of nationalism in them. The drive that they had — unfortunately we've lost that now. Comparing them with Malaysians today, I understand when people of that generation tell me: you don't know what it is to want to build up our country. What was school like? I went to Convent Bukit Nenas from Form One to Upper Six. I remember that my friends and I had a strong sense of "Malaysianism". This was after 1969. It's true that 13 May destroyed a lot of trust. But then there was the Rukunegara, which we all had to learn — seemingly real attempts to bring people together. We were happy to strengthen our command of Bahasa (Malaysia), for example. It felt as if — in my school, at least, where the student body was mixed — there was a coming together of the races. It was a healing period. Let's backtrack. What was 13 May like? I was 13 at the time. On the day it happened, we got a message from the school authorities: Go home early. My mother came to pick me up. Well, we lived in Kampung Baru, at the time. On Jalan Putra — now Jalan Raja Muda 1. This was not far from the then-Selangor menteri besar's home. We were there because it was close to the General Hospital, so it was easy for my father to get to work. Ours was the last house on the row. My father was overseas at the time, so it was just mother and us children, my uncle and aunt, and the household cook. At 6pm we saw people running past, wearing headbands. Soon after, we heard screams. Later, there were cars being burnt in the field. The house behind us was burnt. We were always safe, though. I don't know why. Maybe it was because we had lived there so long, so everyone knew us. Or maybe it was because we were Indian [Malaysian]. When my father got back, about a week after 13 May, he helped out at the hospital, treating people with injuries. He said: "I read about the riots, but I never imagined it would be this bad." It was bad. We had never before seen anything like that. For a long time after, whenever I heard fireworks going off, I would feel nervous. What was university like? When I went to university in the UK, my horizons expanded and I learnt about freedom of thought and speech — and what these concepts meant in real terms. When I visited the Bar there, I saw how a functioning democracy operated. This time was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moulding my views on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I came back and joined the Malaysian Bar in 1982. It was a wonderful organisation, even then. Being a young lawyer, I remember being petrified to appear before people like Tan Sri Eusoffe Abdoolcader — he would chew you up if you didn't know your brief. He was so respected because he knew your brief, and the law, and was of the highest integrity and intellect. In fact, I'd appeared before all the judges who were later suspended in the judicial crisis. What was it like, being a young lawyer during the 1988 judicial crisis? It was a real shock to the system. Our first three prime ministers never touched the judiciary; probably this was because they were lawyers themselves. Our judiciary was a very respected institution. I remember, as the tribunals were in progress, a group of us lawyers sitting at the back of the courtroom and watching. To see these men, who had so much self-respect, to be treated in that shabby way — we couldn't believe it. I remember going home and bursting into tears. It was like someone demolishing your house while you're standing in it. Things are getting better since those dark times. But, ultimately, when it comes to the judiciary, it is up to the judges themselves to act courageously, now. When did you become aware about race? Race was always there. We were always aware of it, but it wasn't as divisive as it is today.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worked quite well, initially. Then the abuses started: the enrichment of a few at the expense of the many who actually needed it. And these few became arrogant. Playing the race card suited them, because it solidified their positions. I think, very frankly, that politicians are responsible for bringing so much racism into our society. I think it suited the politicians to play on our differences instead of what unites us. But the arrogance that grew with this has been rejected by the people. I'm talking about the March 2008 elections. What we saw was a rejection of racist rhetoric. People were fed up. Previously, the 13 May bogey used to work — but that's not working any more. Where do you think we are going, now? I like to think of Malaysian history as being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The initial years, during my father's time, when there was this nationalistic feeling, this drive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ould be an independent and united nation. Then a long period, during which things became more divisive. A time when we appeared to have economic prosperity, but also had so much corruption and racism. And now, a third phase: the push for change. Correct me if I'm wrong, but a lot of young Malaysians now feel no connection with 13 May. They don't come from that past. There is a disconnect between the youth, and old politics. My father's generation adored Tunku. I don't know whether we will get that feeling again. But you need this generation saying: the world has moved on, so let me move on, too. http://www.malaysianbar.org.my/general_opinions/comments/watching_malaysia_change.html |